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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嵩:讀解永敏中篇小說《表嬸》|為普通人而作的“鼓號曲”

    更新時間:2023-07-22 | 文章錄入:jkz | 點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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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解永敏的《表嬸》(載《紅豆》2023年第6期),一篇徹頭徹尾寫中國農民故事的小說,我的耳邊卻似乎久久回蕩著美國作曲家亞倫•柯普蘭的那首名作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這首樂曲的標題,不知是誰最先譯為《為普通人而作的鼓號曲》,卻未能準確傳達出fanfare一詞在英美文化語境里的固定含義,也就無法使中國聽眾準確理解作曲家的本意。它固然有“鼓號曲”的意思,卻又絕對不能等同于時下婚喪嫁娶儀式上吹吹打打的洋鼓洋號。fanfare在英文中指的是“號角華彩”或“號角齊鳴”,來源于古代的慶典儀式上、樂隊在王公貴族們入場之前用號角演奏的響亮短曲。在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集中,但凡國王出場,必有“喇叭奏花腔”一語露面,朱先生以此來對譯原文中的flourish一詞,而這個flourish正是最典型的fanfare??缕仗m將原本專屬王公貴族的fanfare用于“普通人”,其曲調之光輝燦爛、豪邁莊嚴,絲毫不遜于雍容華貴的王室之風,意在贊頌普通人,贊美他們身上那種孕育于平凡之中的偉大。而《表嬸》這篇小說,也恰可視為作者為普通人譜寫的一曲頌歌,嘹亮且壯美,豐沛而感人。

      正如小說題目所言,作者用并不太長的篇幅,向我們展示了“我”的表叔表嬸之間可歌可泣的、“讓人感覺不可思議”的“愛情”。它在時間上跨越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到當下的將近五十年,在空間上則從東北遼闊的松嫩平原到山東的黃河之濱。在如此巨大的時空中,必然充滿了無窮的傳奇,以及一言難盡的隱秘;在這傳奇與隱秘的背后,則是天翻地覆的時代變遷,以及伴隨著這變遷的汗水與淚水,歡聲和笑語。但更令人掩卷難忘的,是“表嬸”這個自始至終都在追求自立與自強的女性形象。她以東北女性所特有的豪放、潑辣的性格,歷經曲折仍然同命運不懈抗爭。雖然她的一生正如她自己所說,“災難最多的是女人,女人很多時候做不了自己的主”,卻并未放棄把握自己命運的努力;即使她有過因為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宵小之徒的蒙騙而投江的沖動之舉,也是先要“從地上拾起一根棍子,朝著胡四國劈頭蓋臉抽了過去”,在給予負心人應有的懲罰之后做出的生死抉擇。

      小說中的表嬸,似乎是一個時下影視作品熱衷塑造的“大女主”的形象,但是與《風吹半夏》中的許半夏、《幸福到萬家》中的何幸福不同,她所生活的背景并非單純的城市或鄉村,抑或是常見的從農村到城市;作者別具匠心地安排表嬸從城市到鄉村:想當初,她可不是“等閑之輩”,而是昔日“齊齊哈爾鐵路客運段的先進工作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幾十年間都被普通人家艷羨的鐵路職工。如果不是在特殊時代趕上了特殊的“形勢”,她很可能會被“結合進那個年代客運段的老、中、青領導班子”,成為許半夏、何幸福們難以企及的國家干部。是特殊的時代語境導演了表嬸的命運悲劇,使她的人生境遇不斷“降格”,甚至淪落成冒著摔傷的風險去采摘香椿芽賣錢、在河工工地上飽受村干部凌辱的村婦;但同樣也是時代的變遷,造就了她日后成長為鄉村企業家和村干部、并進而成為率領鄉親們脫貧致富的帶頭人的喜劇。恰如莎翁名劇《皆大歡喜》中所說,世界是一個舞臺,所有的男男女女不過是一些演員,他們都有下場的時候,又都有上場的時候,一個人的一生中扮演著好幾個角色。表嬸的人生可謂是潮起潮落,有波谷亦有波峰,就像在人生舞臺上傾情獻演一出以時代為宏闊布景的“正劇”、一出情節跌宕起伏的動人大戲,而她無疑就是這個舞臺上、這出大戲里當之無愧的主角。

      表嬸這種堅韌不拔、敢于搏擊命運的性格,既來源于東北傳統民間文化中“求生意識”對普通人潛移默化的心靈浸染,也是她童年、少年時代特殊經歷鍛造的結果。五歲喪母,原生家庭從此破裂,給她幼小的心靈蒙上了濃重的陰影;盡管六歲時父親給她娶了個后媽,但就像手藝再精湛的鋦匠也無法將破碎的瓷碗完全還原成最初的樣態,她再也無法體會到正常人家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享有的那份歡樂與溫情。雖然母親去世后“日子也并不怎么難,缺少的僅僅是母愛”,但這種缺失往往會影響人的一生,更何況對于表嬸而言,她能感受到的“父愛”原本就不怎么充分。小說中對表嬸父親的所作所為著墨并不多,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篇幅中,讀者也能明顯地感受到他完全算不上一個合格的父親。試想,哪個滿懷“父愛”的父親,會朝著尚不諳世事的、面對母親的離世只能拉著父親的衣角嘴里不住地喊“媽媽”的五歲小女孩吼出“你媽媽死了,再也回不來了”這樣的話?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創傷太過于刻骨銘心,在小說結尾,接到兒子在東北鐵路站臺出事的噩耗之后,盡管表嬸“一下癱倒了”,而且“兩天兩夜沒喝一口水”,卻仍舊因為“一生的疼”而不肯回東北。如果說,表嬸性格中最突出的特點、或者說優點就是“敢愛敢恨”,那么,它也是血與淚凝結而成的。

      作為鐵路局的一個處長,表嬸的父親能帶給女兒的或許只有“不錯”的家庭條件,以及憑借自己的權力和社會關系并“費了很大的勁”,安排女兒到三百公里之外的鐵路技校“免試”入讀。甚至多年以后,他還能給此前從未見過面的外孫萬海在哈爾濱的“鐵路上”安排一個搬運貨物的工作。這個細節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也是小說“時代感”與“地域感”的集中反映。在近年來涌現出的一大批“新東北”寫作中,我們總能看到類似的情節反復出現:主人公們在少年時代讀技校、步入青年時代以后或“接班”頂替父母、或被分配當工人,繼而戀愛、結婚、生子,一個人的人生履歷幾乎從一出生便被“社會”這位書記官寫好,或者是許多人的人生履歷像被“時代”這臺復印機批量復制出來一樣。而“新東北”寫作的一大主題,正是要反映出這種“機械復制”式的、被規定好的人生道路在無形之中帶給人的心靈戕害,以及人為了與其抗爭而付出的血與淚的代價。這是一種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文化”,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反思“文化”這一概念時所說的那樣,“文化觀念的歷史記錄了我們在思想和情感上對共同生活狀況的變遷所作出的反應。我們所說的文化是對事件的反應……這些事件同樣也記錄在我們總體的歷史當中。關于文化觀念的歷史記錄了我們的意義和定義……文化的觀念是針對我們共同生活狀況所發生的普遍和重大變化所作出的一種普遍反應。”(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1780-1950》)也就是說,“文化”不是超越生活的理念性的東西或“思辨”的產物,而是確確實實存在的,甚至被許多讀者親身體驗過、至今記憶猶深的“共同生活狀況”,或曰“生活方式”。相信許多讀者讀了這篇《表嬸》以后,會因為與主人公有過(或者是親眼所見親耳聽聞過)類似的生活經歷而與他們產生共情。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作者似乎很喜歡使用“故事”這個詞,并且有意地讓主人公以回憶的方式來講曾經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例如,小說的開頭一節,就是以第三人稱的形式講述了一個住在江邊窩棚里的男人救了一個跳江的女人的故事。直到講完,讀者才發現,這個故事是“表叔”講給“我”聽的,而且是“很意外地講起了這段故事”。“表叔說他本想把這段故事珍藏著,就他和表嬸兩個人知道,不知道為什么,最近越來越想讓更多人知道了”,而整篇小說的主干,要么是由“我”來轉述那段被表叔表嬸視為“一生的財富”的故事,要么是讓表叔表嬸直接充當故事的講述者。為了加深讀者對這個“故事”不凡意義的領悟,作者還借用了電視劇《渴望》片尾曲的歌詞“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過去未來共斟酌……”,以此來凸顯“不多”“平常”與“一生的財富”之間的張力。如此強調“故事”,再加上文中屢次出現的意思約略等同于“故事”的“傳奇”和“童話”等詞,我們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作者熱衷于當一個“講故事的人”,同時也塑造出了一個“講故事的人”的形象。“最近越來越想讓更多人知道”自己人生故事的表叔,顯然不是本雅明所說的“小說家”,因為所謂“小說家”是一個孤獨的、“離群索居的個人”,他思考這個世界卻無法理解和把握這個世界,因此他既不能從別人那里得到忠告,也無法給別人提供忠告,“寫小說意味著在人生的呈現中把不可言詮和交流之事推向極致”,“此人已不能通過列舉自身最深切的關懷來表達自己,他缺乏指教,對人亦無以教誨”;相反,“講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親歷或道聽途說的經驗,然后把這種經驗轉化為聽故事人的經驗。”(本雅明:《講故事的人》)“講故事的人”試圖講述、傳達的是一種共同體的經驗,而表叔正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自己和表嬸的人生故事,讀者也因為擁有類似的生活經驗、“共同體經驗”,而能與其形成“共情”;此外,除了“共情”,“一個故事或明或暗地蘊含某些實用的東西。這實用有時可以是一個道德教訓,另一種情形則是實用性咨詢。再一種則以諺語或格言呈現。無論哪種情形,講故事者是一個對讀者有所指教的人。”(本雅明:《講故事的人》)在《表嬸》里,這種“有所指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幾個方面:人要勇于同命運抗爭(表嬸認清胡四國的真面目后與其決裂、對陳禾子的騷擾和“鼓動離婚”予以主動回擊甚至不惜當“問題人”)、在他人危難之際要主動施以援手(杜威在“闖東北”一路上對表叔的援助、表叔不顧江水的寒冷救助跳江的表嬸)、人要知恩圖報(表嬸對挽救自己生命的表叔以身相許、時隔多年后表叔仍想著要報答杜威以致成了“心病”)、人為了改變自身境遇應該抓住生命中轉瞬即逝的機遇并奮力“折騰”(表嬸創辦民宿“牛河水居”、貸款幾十萬辦廠)、人應該胸襟坦蕩顧全大局(表嬸推薦陳禾子接替自己當村干部),等等。凡此種種,都是本雅明意義上的“現代”“小說家”們竭力避免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現的。

      也許在許多追求“現代感”和“后現代感”的作者和讀者看來,《表嬸》所講述的“故事”,情節老套而又充滿說教的意味,是遠遠落后于“時代”的“贅疣”。他們所傾心的是那種從個人的偶然境遇生發出來的、試圖擺脫“總體性話語”束縛的、拒絕傳達道德觀念甚至擱置道德、倫理判斷的“小說”。然而,對于這些小說在把握周圍世界時的乏力、面對現實生活時的失語,他們卻往往視而不見。對個體經驗的過分強調和對普遍、集體經驗的故意回避,使得現代小說越來越深陷自說自話的泥淖之中而無法自拔。名義上的“個人”和“日常”,實質上卻是最脫離大眾和“普通人”生活經驗的囈語,與讀者之間的距離由此越拉越遠。此時重提“講故事的人”與“故事”,是可貴的反思和必要的反撥?!侗韹稹非∪缫恢?ldquo;為普通人而作的鼓號曲”,它為普通人的生活、命運鼓與呼,撼動的不止是我們的心靈,還有我們的文學觀念。

      (原載《紅豆》2023年第6期)

      【作者簡介】

      宋嵩,山東東營人,一九八五年生于濟南。文學博士?,F為《長篇小說選刊》雜志主編,副編審。著有評論集《瑯嬛流麥》。

      原刊責任編輯 練彩利

      原刊特邀編輯 張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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